在不久前，《人民政协报》刊发的一篇评论性文章中，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常务副校长丁奎岭认为，我们的科普也需要与时俱进，既要让专家觉得“懂行”，也要让年轻人觉得“好玩”。

我个人理解那就是科普要“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对于公众来说，科普就是用他（她）们能够理解的语言把科学上的问题解释清楚。当然，这里的公众也包括科研人员，因为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之外，科研人员也和普通公众一样，也需要科普，而且之前也有研究显示，科研人员也会通过大众媒体的科学新闻了解相关科研进展。

同时，科普需要明白自己的目标对象，毕竟针对不同的目标群体，科普所用的语言和所阐述的内容深浅会有所不同。十多年前，欧阳自远院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达过，他的科普报告针对不同的公众群体会有不同的版本，可以说真正做到了“因人制宜”，只不过其中的内核是固定的，而且是在科学上经得起推敲的。

这也让我想起了一个故事。在参加一次竞赛活动的过程中，某位专家谈到了世界著名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钱学森对科普的看法。钱老认为，好的科普就是内行听了之后说“你讲得对”，而外行听了之后说“我听懂了”。而这就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科普。

有一个朋友曾经说过，科普书很难写，往往会在对普通读者的晦涩与对专业背景读者的无聊间摇摆。这其实对做科普的人来说是一个挑战或者说是一个悖论，一方面为了追求公众能够理解，有时候必然会抛弃某种程度上的精确性，当然是在核心内容精确的情况下，但是有时候却会遭遇到同行的不屑，认为其中存在错误，也会认为做科普的人“不懂行”。实际上我们忽视了一个问题，虽然科学性是科普的灵魂，但是普通公众意识里的科学性与专业科研人员所说的科学性并不是完全重合的，甚至有些时候会存在着一些差异。另一方面，在纯粹追求精确性的硬性约束之下而开展的科普就有可能让公众感到无聊，甚至还会夹杂着一些晦涩难懂的术语。当然我们不能否定术语在同行交流中的作用，但是对于普通公众来说，如果不对术语进行通俗化的解释，那就在某种程度上无异于“天书”，至于如何“去术语化”，在网络上和媒体上可以找到一些参考方法。

对于上述悖论，在《别做这样的科学家：走出科学传播的误区》一书中，兰迪·奥尔森也有相关的论述，他认为，讲故事的人面临着两大挑战：既要保证故事的准确性，又要确保故事有趣。但是现实情况往往难以两者兼顾，“科学家和科学传播者在尝试进行的每次传播实践中都要面临着两难境地，因为不是总能在轻松地同时掌握准确性和趣味性”。所以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传播不准确或完全传播不出去，哪个更糟糕？在他看来，后者可能问题更大，因为科普的作用或者说目的在于激发公众的好奇心，唤起人们的兴趣。而如果我们一味地聚焦在准确性上而丧失了趣味性，那么传播根本不会发生，更不要说激发起人们的好奇心和兴趣了。当然这里的准确性是在确保“事实或真理”的基础上而言的。

做好科普并不容易，因为这不仅要满足公众对科学的需求，激发公众对科学的好奇心与激情，而且做科普的人自身也需要得到各方面的理解与支持。这就需要科普从业者从各个方面提高自己的技能，不仅仅是掌握科学知识，还要具有必要的传播技巧，所以科研的做得好未必就意味着科普能够做得好，毕竟科普是一门需要学习的“新技能”，而这种技能会是社交媒体时代提升传播影响力的关键。那些认为科普很容易的人往往是没有真正地做过科普实践的，因为做既能“上得厅堂”又能“下得厨房”的科普需要真功夫，需要准确性与趣味性的结合与平衡。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