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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璟璟

如今,不管忙不忙,人们都把手机当作“贴身随从”带在身边,确保每时每刻都能被“召唤”。手机不在身边,不少人会明显缺乏安全感。近日,相关机构对2007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9.2%的受访者感叹自己经常不由自主地看手机。如果手机不在身边,89.2%的受访者会感到不踏实。过度依赖手机,64.9%的受访者感到难以集中精力,效率低下。(中国青年报)

时至今日,智能手机之于现代个体,早已超越了工具论的范畴,而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肉身的延伸,象征了一种主体性的共存共生。“人机分离”的焦虑越发强烈,其实正是肇始于此。在人与手机客观上“融为一体”的前提下,“分离”似乎反倒成了一种“非常态”,自然会引发不适之感。

手机等智能终端,如此显著地拓展了人类在生物体层面的官能。久而久之,我们已经习惯了把手机作为一种背景性支撑。在自我能力评价、职场工作分担、社会角色扮演等方方面面,手机都是被默认的存在。“如果手机不在身边,89.2%的受访者会感到不踏实。”这固然有手机成瘾因素的影响,但更重要的,还是因为手机如此之深地嵌入了现代生活的几乎所有场景,片刻少不了、离不开。

作为强大的生产工具,智能手机在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近年来也激起了越来越多的反思。这是因为,在很多时候,主体与工具的边界,加速模糊。到底是人类支配手机,还是“手机支配人类”,竟然成了一个真正需要正视的命题。离开了手机,“个体”的完整性、自适性似乎就无从谈起了,这一客观现状,对人类中心主义以及人格尊严,构成了隐秘的挑战。

“过度依赖手机,64.9%的受访者感到难以集中精力,效率低下”,这其实很好理解。在很多时候,我们已经不是在使用手机,而是下意识被手机所牵引。手机及其内在生态,定义了我们的信息流、议程、兴趣、品位乃至所有的一切,在这种“无限化的场域”内,荒芜感滋长,注意力成为一种稀缺的要素资源,被觊觎、被围猎。

智能手机一度被标榜为填满碎片时间,而从实践反馈看,其切割时间使之支离破碎的能量,更是让人瞠目结舌。事已至此,纠结于如何“放下手机”并无太多意义,唯一应该去尝试的,只是在主体论与工具论层面,守住最后的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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