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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东墙记》的质疑最核心的，是是否蹈袭《西厢记》。此说源于顾学颉先生，聂石樵先生也认为：“白朴受王实甫直接影响，《墙头马上》、《东墙记》思想内容、艺术手法，与《西厢记》近似。特别是《东墙记》，可说是脱胎于《西厢记。” 虽然没有直接说蹈袭、抄袭，而说脱胎，但意思也差之不多。最不客气的是严敦易先生，他说：“无宁直截了当，说他是生吞活剥地剽窃《西厢记》为愈。”不得不说，老一辈先生的评论往往是一针见血，也是十分可爱的。这些老先生是对元杂剧爱得深沉，所依评价也极为主观和犀利。总之，《东墙记》即便是白朴的署名，也不是他的创作，而是抄袭之作。不过，白朴和王实甫是同一时代，白朴抄袭王实甫，真的可能吗？白朴生年，为金哀宗正大三年（1226年），卒年不详。不过根据《天籁集》中散曲《水龙吟》，可以断定，至少在1306年，他还到过淮扬。根据《录鬼簿》、《青楼集》记载，白朴和艺人天然秀关系甚密。白朴曾和关汉卿一起参加了玉京书会，时间大概是1280年之前，也就是白朴居住真定期间。1280年后，白朴离开真定，也就离开了书会，且辗转流离到了金陵，当无那么多时间和闲暇，或者说精力去创作。那么《东墙记》的创作年代当在1280年之前。 王实甫生卒年不详，但根据近人考证，应该比白朴略迟。王季思结合王国维的说法，认为王实甫比关汉卿、白朴略迟。白朴的创作年代，更是早于王实甫二十多年。这样的结论，通过孙楷第、冯沅君等先生的研究，已经成为学界的一个共识。那么问题来了，何以更晚的王实甫会被更早白朴抄袭呢？似有不同！ 明陆采《南西厢序》说，“董解元《西厢记》，元初盛行。至王实甫，易为套数。”可见，元代初年，还没有王实甫《西厢记》，流行的是董解元的诸宫调。元朝建于1271年，与白朴的创作年代几乎同时，如果元初没有王实甫《西厢记》，创作于这一时期的《东墙记》当无可能抄袭《西厢记》。如果非要说的话，应该说白朴的《东墙记》，借鉴了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或更为妥帖。白朴《东墙记》在艺术上，达不到《墙头马上》、《梧桐雨》，比不过王实甫《西厢记》，这是客观事实，但需要说明，这部剧既不是抄袭之作，更不是一般泛泛的拙劣之作。 《东墙记》写马文辅和董秀英爱情：二人年幼定亲，文辅年长，到松江问亲事。因为家贫，不敢直接去董家，而是借住花木堂，与董府一墙之隔，此墙就是东墙。三春时节，秀英后花园赏花，看见了攀墙赏花的马文辅，一见倾心。后秀英因思念成疾，在婢女梅香帮助下，得和马文辅共赏海棠。约会被董母撞破，又是梅香，以婚约为凭，晓之以利害，让董母成全婚事。董母无奈，逼文辅进京应试。结果文辅高中，夫妻团圆。 不得不说，从关目结构和故事情节看，该剧和《西厢记》有较多耦合之处。然而，之所以不能说两者为蹈袭，是因为这个董秀英和崔莺莺，至少和王实甫《西厢记》中崔莺莺，是大不相同的。秀英是千金小姐，无所不通，备受礼教压抑、束缚，她的身上，事实上是杜丽娘的影子。她对爱情是大胆的，是毫不犹豫的，而崔莺莺，是有所保留的，有所顾忌的。 秀英赏春，却并不觉得真正欢快，反而是无端空虚、愁闷。她的身上，有一种待解放的人性。而崔莺莺，更多的是在始乱而愿望不被终弃的范畴内辗转。崔莺莺的故事，还是卓文君式的；董秀英显然已经把礼教的乱，视作了言辞正义的人性之真。从这个角度而言，董秀英甚至比崔莺莺更进一步。《西厢记》中，染病的是张生；《东墙记》中，染病的确实秀英。可见爱情的主动性力量，在秀英。董秀英闻琴吟诗，是相思，也是试探和考验。可见秀英是充满智慧的，她的主动的爱，不是源于一般的情欲，而是兰心蕙质的人性觉醒。一旦确定文辅值得爱，就主动递送情简。秀英考虑问题细致，行事谨慎小心，确定文辅也是真心相待，才决定赴约。这一点，又比崔莺莺要更为成熟、稳健。 相比较而言，马文辅比张君瑞，就显得单薄。不过马文辅诚实、软弱、痴情，比张君瑞更值得托付。梅香和红娘相比，梅香的礼教痕迹更加明显，不如红娘天真烂漫。 东墙记艺术成就有三：一是善于描写典型环境；二是关目曲文突破元杂剧格式，五折一楔子，出现了多人唱和对唱、轮唱。三是文辞清新俊丽，为白朴手法，王季烈评价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