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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长辈馈赠给晚辈的春节礼物中，红包为主要形式之一。将压岁钱包在红纸内，可表达新年祛灾迎福之意。而在清代紫禁城内，皇帝为示恩宠或联络感情，给王公大臣、宫内家眷、藩属国王和使臣颁赐的年节“红包”，其种类丰富，可谓“红包盲盒”。其中，主要的礼物有福字、美食、荷包等。

福字为皇帝经常颁赐的新年“红包”。自康熙时期起，皇帝在岁末书写福字，赐给大臣。皇帝赐福字的日期、地点和仪式有明确规定。据《国朝宫史》卷五之“赏赐福字仪”载：每年农历十二月初一，太监会在重华宫备好“赐福苍生”笔、墨、纸，皇帝用其书写福字十余幅，命人挂在部分宫殿内。随后，奏事处官员呈送申领福字的官员名单。皇帝圈定若干名，分期颁赐。农历十二月十五、十六，皇帝在重华宫召见御前大臣、侍卫，赐福字。十二月二十六、二十七，皇帝在乾清宫西暖阁召见诸王大臣、内廷翰林官员，赐福字。其间，如有外省将军、督抚奏函来报，皇帝批复之余，亦赐福字。

据《国朝宫史续编》之“宫中事例一”载：“赐福苍生”笔是康熙曾经用过的笔，其笔管上镌刻有“赐福苍生”四字，被后代皇帝当成“吉祥法物”，是皇帝每年书写福字的专用笔。

皇帝的节年“红包”内容还离不开美食。据《养吉斋丛录》卷二十五载：多省文武大臣在年终受赏福字时，还会被一并赏赐鹿肉，寓意“福禄双全”。由于皇帝年终赏赐地方官员的狍肉、鹿肉、猪肉、鱼等食物从京城运出，一旦路途遥远，送达官员任职地时大多就会腐坏。于是，嘉庆九年（1804年）宫中规定：赏赐的食物如不能长久保存者，由御茶膳房负责更换；而对于云南、贵州等离京城较远的省份，皇帝在年终赏赐给官员的“红包”是干果、奶饼等食品，不赏赐狍、鹿等肉类，以避免出现食物变质问题。道光以后，各省无论远近，皇帝都不再赏赐肉类食品，而以干果、奶饼类食物代之。

另据《鄂尔泰奏稿》载：雍正七年（1729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九，雍正帝颁赐鄂尔泰的新年“红包”清单中，包括：哈蜜瓜二个，文旦柚四个，会柑、红柑、卢柑、甜橙共一箱，各种敖尔布哈（一种满族油炸面食）一匣，奶饼一匣，鹿尾十条，榛鸡六只，野鸡十只，细鳞白鱼二尾，多乐鱼二尾，鹿肉十四块，鹿肠二付（副）。

荷包亦为皇帝颁赐“红包”的重要内容。《啸亭续录》卷一之“赐荷包灯盏诸物”载：每年底，皇帝赐御前大臣的“红包”中，就有岁岁平安荷包；受到皇帝赏识的外廷大臣，亦可获赐荷包一个，且在获赐荷包后，将其佩戴在大衣的衣领上，以示受宠。宫中女眷，在新年亦获赐荷包。如据《清稗类钞》之“孝钦后宫中之岁暮新年”载：除夕之晨，慈禧嗣女固伦公主，醇王、恭王、庆王之福晋，洵、涛二贝勒之夫人，非近支而先世得有封号官员之妻女，满洲大员之妻女等人，由皇后率领，去慈禧处行礼辞岁；礼毕，慈禧赏赐每人红缎平金荷包一个，内装小银锞一锭，用于压岁。

此外，皇帝在岁末年初，还会赏赐藩属国王和使臣“红包”。如据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三》卷五百零七之“朝贡·赐予二”载：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正月，乾隆帝赏赐朝鲜、安南、琉球、缅甸国王的“红包”包括：大缎二疋，福字笺百幅，绢笺四卷，雕漆茶盘四，砚二方，笔、墨各四匣；又特赐安南国王玉如意一，玉器、文竹器各二，玻璃器、瓷器各四，洋表一，貂皮五十张，帽纬八匣，镀金线缎、金线缎、洋花缎、粧缎各二疋。上述“红包盲盒”种类丰富、目不暇接。

不难发现，清代皇帝的新年“红包盲盒”，不仅仅是我国传统节俗文化的重要组成内容，而且是解读清代宫廷历史文化的宝贵实物资料。

（作者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