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烟花制作历史悠久。南宋文人周密所撰《武林旧事》卷二所载“宫漏既深，始宣放烟火百余架……效宣和盛际”，可反映我国至少在北宋宣和年间（1119—1125年）就有烟花了。波斯（今伊朗）商人阿克巴尔于1516年（明正德十一年）所撰《中国纪行》第一章“去往中国之路”载有：“这个国家里老少都会做火药。烟火、爆竹是很普通的东西”。易知至少在明代，我国就已是烟花大国。不仅如此，我国古代烟花制作技术精湛，燃放效果唯美，令世界惊叹。

从烟花制作技艺角度而言，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法国传教士金尼阁所撰《利玛窦中国札记》第三章对明朝的烟花技术做了评价：“他们制作焰火的技术实在出色，几乎没有一样东西，他们不能用焰火巧妙地加以模仿”。

事实上，我国明清时期的烟花制作技艺极其高超。约成书于元末明初的《墨娥小录》，其“配烟火戏剧”部分，记载了二十余种烟花的配比。利用硝石（硝酸钾）、硫磺、木炭等药剂的不同比例组合，使得混合物的燃烧速度、爆炸性能各有不同，可形成不同特色的烟花。清代医药学家赵学敏（1719—1805年）撰写的《火戏略》一书，对烟花原料的提取、药剂的配合、燃放技巧等内容，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解读。如书中“衣浆”部分，记载了掺入不同的材料，可呈现不同的火焰色彩：“棉花屑光则紫，铜青之光青，银硃之光红，铅粉之光白，雄精之光黄，松煤之光黑”。其中，“棉花屑”是指棉花衣硫液浆；“铜青”是指铜器表面的绿色物，主要成分是碱式碳酸铜；“银硃”为人工制成的赤色硫化汞；雄精即雄黄，主要成分是四硫化四砷；松煤的主要成分是碳。有了上述材料的掺入，才有了烟花的绚丽多彩。

烟花在燃放时，不仅可呈现多彩的火焰，还可在空中形成丰富的图案，这也是我国传统烟花文化的一大特色。当时来华传教士或使者所撰的回忆录中，对此多有记载。

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所撰《中国新史》第六章“中国人的礼节、典仪和节日”，记录了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元宵节晚上的烟花：“似舟，似塔，似鱼，似龙，似虎，似象，一般有上千种令人惊奇的烟火”。苏格兰旅行家约翰·贝尔所撰《从圣彼得堡到北京旅行记（1719—1722年）》第十一章记录了清康熙六十年（1721年）元宵节期间，圆明园畅春园燃放烟花的图案：“一枚烟花弹飞入空中，迸发成无数盏点亮的灯笼，色彩纷呈的烟花在半空中散开，形成一幅绝妙的画面”。而朝鲜文学家朴趾源所撰《热河日记》中卷四之“山庄杂记”，则描述了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八月中旬，他在热河（今承德避暑山庄）看到的“梅花炮”烟花时的情景：“万炮齐发，天空中犹如出现朵朵盛开的梅花；形态各异的飞鸟出现在空中，或飞翔，或啄羽，或逐蝶，或衔果；随后空中又有各种神佛造型，或乘舟，或驾鹤，或负剑，或擎葫等，令人目不暇接”。

对中国烟花燃放效果的盛赞，亦多见于多位来华人员的回忆录。《中国新史》第六章用“发誓说那是天然的东西而非仿造”一语，来形容栩栩如生的仿葡萄藤火焰造型。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所撰《清廷十三年》第十一章描述了某年新年，他受康熙皇帝邀请，在畅春园观看烟花表演的场景，并用“所有被邀请的欧洲人，从来没有在他们自己国家看过如此好看的东西”来形容他的感受。乾隆年间的英国使臣马戛尔尼、巴罗所撰《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第五章回顾了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八月中旬，他们在热河观看烟花表演的场景，并表达了赞美之情。

由上可知，我国古代优秀的烟花文化，为人所称颂。不仅如此，其中包含的物理、化学等知识，以及古代工匠精湛的制作技艺，都值得我们学习与传承。

（作者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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