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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告白》是一部关于情感、重逢和再见的文艺电影。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对兄弟和他们从小喜欢的女孩柳川。多年以后，他们在日本的小城柳川重逢。电影中有一个情节挺有意思：从小在北京长大的兄弟俩却有着不一样的口音，哥哥是一口北京话，但弟弟却是标准的普通话。

口音在电影里被反复提起：当兄弟俩与女孩重逢，弟弟不止一次对女孩说：你的声音没有变，但是口音变了。最后，这个伏笔有了解释：女孩小时候搬到北京的时候，因为外地口音被同学笑话，而默默喜欢女孩的弟弟就此改了自己的口音。

简单来说，口音就是我们说话听起来是什么样的。很多幼儿园的小孩有着特别浓重的口音，尤其是祖父母、外祖父母带大的孩子，口音尤其重。实际上口音几乎从孩子能够说话起就已经形成了。在婴儿说出第一个字之前，它就已经听到了太多周围大人们的对话，潜移默化地成为自己的“语言储备”。在六个月的时候，婴儿就已经能够区分语音的区别，并且将这些区别记在心里，为之后说出第一句话做好准备。当第一个字最终蹦出来的时候，已经具有了独特的、本地化的鼻音或轻音，这往往是从爸爸妈妈的对话中听到并积累下来的。在听人说话的时候，孩子也会更专注于自己熟悉的口音，而忽略不同于自己口音的声音变化。

比如在日语中，“r”和“l”的发音很难区别，而对美国和日本婴儿的测试发现，6个月的时候，美国和日本婴儿都可以明确区分“r”和“l”的发音，但是到一岁的时候，日本婴儿就已经不能区分这两者了。在实验里，妈妈抱着婴儿坐在实验者的对面，实验者手里拿着一个玩偶吸引婴儿注意，并可以听到lalala或者rarara的声音。当声音出现变化之后（“la”变成“ra”），在另外一侧会出现表演，婴儿会被表演吸引而转过头去。因为声音变化之后就会有新鲜刺激，因此只要听到声音变化，婴儿就会转头。但是1岁的日本婴儿转头的概率并不比随机转头更高，这说明他们并不知道声音已经发生了变化。

《漫长的告白》的故事发生在日本小镇，来自不同国家的人要交流就需要使用共同的语言。所以有中国人说日语，也有中国人和日本人说英语。即便同一种语言，外国人讲出来也会有区别。人们说外语的时候往往会有口音，这是因为不同语言的语言习惯和发言规则有所不同，人们就会用自己语言中类似的语音语调或者说话习惯所代替，但这在母语者听起来是错误的，或者是“外来的”。比如英文没有语调，但中文有四声，外国人搞不清楚四声，听起来就很奇怪。而广东话有九声，说惯普通话的人说起广东话也会很别扭。但研究指出，“口音”和“可懂性”是两个不同的维度。有时候口音太重会让我们“听不懂”，但多数时候还是可以进行有效交流。因此口音并不会妨碍交流。

但是，口音带来的偏见却很常见，比如柳川小学来到北京的时候，就因为外地口音被同学排挤。口音是一群人讲母语的方式，这取决于他们居住的地方和他们所属的社会群体。生活在密切接触中的人会逐渐共享一种说话方式或口音，这与其他地方其他群体的说话方式不同。因此口音也就成了社会身份的一种外显标签，也是区别人生长环境、甚至阶层的标志。基于口音的偏见，反应的是对于操有这种口音的群体的偏见。比如在中国，东北话会让人觉得豪爽、仗义，上海口音则会觉得精明、刻薄。比如在萧伯纳的小说《卖花女》中，语言学家就通过口音听出卖花女来自乡下，并且家境贫寒、没受过多少教育。即使在这部小说所描写的时代过去一百多年后，英国人依然会区分伦敦音和南方音，南方口音会被认为不那么聪明，但更友好而且值得信赖。

虽然“乡音难改”，但为了消除口音可能带来的偏见，或者出于种种外界要求，很多人会试着改变口音，比如有些工作要求必须说普通话，演员表演则为了贴合角色要说当地的口音。比如在《漫长的告白》电影里，弟弟改掉了北京口音，女孩则靠着在国外听新闻练笔改掉了外地口音。萧伯纳的小说《卖花女》中，语言学家就用很短的时间把乡下姑娘的口音改造成了上流名媛。这种在很短的时间内改变口音的情况并非不可能，不论是长期潜移默化的变化、短期的密集训练，都可以改变口音。但是口音的变化过程和结果却是非常复杂的。在一项英国研究中，研究者就通过真人秀中成员之间的互动，研究了口音变化的情况。在这个真人秀中，选手们需要在一座房子里一起生活三个月并且与外界隔绝。结果发现，选手之间的每日互动的确可以改变个人的口音，但选手们的口音却并非更加相似。

人不可貌相，口音也不是用来衡量判断一个人的标准。就算南腔北调，只要愿意倾听，就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就像在《漫长的告白》中柳川用中文跟日本老板娘诉说，老板娘用日语回答，两个人虽然都听不懂对方所说，但却也能感受彼此的心情。这时候，别说口音、连语言也都不再是障碍。

作者：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王日出

本文来自：中国数字科技馆